秦二世元年的秋天，蕲县大泽乡的篝火映红了半边天，陈胜吴广举着锄头扁担喊出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时，沛县县令正对着衙门口的梧桐树唉声叹气。这位在秦吏位子上坐了十年的老官僚，盯着竹简上“张楚政权建立”的军报，后颈直冒冷汗——最近县城里流传着“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”的童谣，卖豆腐的王老汉见了他都敢翻白眼，这世道显然不打算让秦吏好过。
“萧掾，你说咱们沛县该咋办？”沛令攥着萧何的手，指甲几乎掐进对方掌心。他太清楚自己的处境了：论资历，他是秦朝任命的父母官；论民心，百姓恨秦法恨得牙痒痒，前几日还有人往他轿子里扔臭鸡蛋。
萧何捋了捋胡须，心里暗骂“老滑头”，嘴上却恭敬道：“明公若想顺应大势，得把流亡在外的子弟召回来撑场子。比如刘季，他在芒砀山带着几百号兄弟，沛县子弟都服他。”这话半真半假——他和曹参早就商量过，沛令平时克扣百姓赋税，真要举旗反秦，谁会跟他？不如抬出刘邦这个“赤帝子”传说加身的混社会大哥，既能堵住百姓的嘴，又能给自己留条后路。
沛令一拍大腿：“就这么办！”立刻派樊哙去请刘邦。他没意识到，自己正在玩一场危险的火中取栗——召回刘邦，好比引狼入室，可眼下也没别的牌可打了。
樊哙气喘吁吁跑到芒砀山时，刘邦正靠在树上啃烧鸡，身边围着几十个衣衫褴褛的弟兄。听说沛令要召他回去，他抹了把嘴笑了：“老小子前两天还发公文抓我，现在知道怕了？”但他心里清楚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——沛县是他的根基，带着几百号兄弟回去，就算沛令反悔，也能趁机夺权。
走到沛县城下，却见城门紧闭，城头站着的沛令像只缩头乌龟。萧何曹参翻墙出来时，衣服上还挂着城砖的碎屑，刘邦立刻明白：沛令怕了，怕他们这群“反贼”进城后失控。他连夜写了帛书，让弟兄们用弓箭射到城墙上，“天下苦秦久矣”六个大字刚传开，城下就响起此起彼伏的哭声——哪个沛县人没被秦的苛捐杂税逼得卖儿卖女？
《史记》里“沛令后悔”四个字，道尽了秦末基层官僚的尴尬。唐代史学家司马贞在《史记索隐》里说得直白：“沛令非忠非义，乃首鼠两端之徒耳。”这类官僚的存在，正是秦王朝大厦将倾的缩影——对上不敢得罪朝廷，对下镇不住百姓，最终沦为反秦浪潮中的浮萍。
现代出土的秦简显示，沛县在秦代属于“盗匪高发区”，刘邦早年“亡匿芒砀山”，本质上是地方豪侠与官府的长期对抗。沛令召他回来，本想借“地头蛇”稳定局势，却不知自己早已成为刘邦崛起的垫脚石。
当沛县父老打开城门，喊着“请刘季为沛令”时，刘邦心里乐开了花，脸上却摆出为难的表情：“天下大乱，我怕能力不够，连累各位父老啊！”这招“谦让”，实则是在试探——萧何曹参都是舞文弄墨的吏员，平时和百姓没啥交情；樊哙夏侯婴这些兄弟虽然能打，却缺了点威望。只有他这个“斩蛇赤帝子”，既有传说加持，又和沛县子弟称兄道弟，是最合适的带头人。
他偷偷用眼角余光扫向萧何，见老搭档低头不语，就知道火候到了。当百姓搬出“刘季身上有龙影”“占卜都说他最吉”的理由时，他才“勉强”答应。祠堂里祭黄帝、祭蚩尤，旗帜全用赤色，表面是顺应“赤帝子斩白帝子”的传说，实则是向天下宣告：我刘邦反秦，是替天行道，不是乱臣贼子。
萧何看着刘邦祭旗的背影，掌心全是汗。他太懂秦法的严酷了：当年陈胜吴广起义失败，全家都被秦吏抄斩。自己作为秦吏中的“笔杆子”，若带头造反，一旦失败就是灭族之罪。推刘邦出来，既是顺应民心，也是给自己上保险——真要出了事，主犯是刘邦，自己顶多算个从犯。
曹参在旁边低声说：“萧兄，刘季虽然爱喝酒，但能让百姓相信他是天命所归，咱们跟着他，或许能成大事。”这两个沛县最精明的文吏，用“让贤”完成了华丽转身——从秦王朝的基层公务员，变成反秦义军的核心智囊。
宋代朱熹读史时曾批注：“高祖之让，非谦也，乃权术也。”这种“表面推辞，实则夺权”的戏码，后来成了开国皇帝的必备流程——王莽“三让”帝位，曹丕逼汉献帝“禅让”，朱元璋多次推辞“吴王”封号，都是刘邦这招的升级版。
明代思想家李贽说得更直接：“沛公能得沛县，全靠萧何曹参抬举，非其德能服人，乃时势使然。”秦末乱世中，基层权力出现真空，像刘邦这种“中间层”反而成了香饽饽——既不像贵族那样高高在上，又不像平民那样毫无威望，凭借江湖地位和舆论包装，轻松接住了天上掉下来的馅饼。
当雍齿打开丰县城门迎接魏军时，刘邦正在病床上咳得直不起腰。这个和他一起偷过酒、打过架的发小，向来瞧不上他这个“不务正业”的亭长，如今被魏军许诺“封侯守丰”，立刻背叛。刘邦气得拍着床板骂娘：“雍齿竖子！丰邑是我老家，父老乡亲都看着呢，不夺回丰邑，我还有啥脸面混江湖？”